在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及社保部门的劳动纠纷案件中，工伤认定一直是争议较大的一种案件类型，尤其是在劳动者死亡或者造成严重残疾的情况下请求认定工伤纠纷的案件中，不少案件经过多年多次审理仍然不能案结事了。笔者在此对经过由省一级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两次抗诉，最后才得以被认定工伤的一起案件进行梳理，就工伤认定中就事故责任不明的举证责任承担的重要性加以剖析，使得我们认识和了解对这一类工伤认定有所裨益。李某原本是武汉市某橱柜经营部一名设计师。2014年7月5日下班后，老板指派李某外出给客户送货，在送货结束开车回家途中，李某撞到一处花坛发生事故，致其四肢瘫痪、一级伤残。2014年10月，李某向武汉市人社局申请认定工伤，人社局要求李某提交事故责任认定书，李某无法提供，只得撤回工伤认定申请。2017年李某再次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武汉市人社局以李某没有相关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为由，不予认定工伤。2018年李某提起行政诉讼，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均被驳回。法院认为，该起事故无第三方，是李某单方导致的意外事故，不能证明事故非本人主要责任导致，应当认定事故发生在下班途中，事故原因与工作无关联，故武汉市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并无不当。2019年，李某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先是由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2020年8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后维持原判。接着，2020年底，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启动跟进监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支持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 2021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法院采纳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作出撤销原审判决、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责令武汉市人社局对李某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决定的判决。之后，当地人民检察院仍然持续跟进，2022年7月4日，武汉市人社局作出认定李某工伤的处理决定(《检察日报》2022年12月31日3版)该案经过三级人民法院审理，并经过省一级和最高一级人民检察院两次抗诉，历时八年才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解决。该案中的劳动者原告李某认定工伤涉及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李某被老板指派加班送货是不是属于加班，是不是属于工作期间;第二个问题李某在送货结束回家途中受伤的事故责任问题该由谁承担举证责任。对第一个问题，认定工伤的人社部门是认可的，自然也认为李某是属于在“上下班途中”受到的伤害。但是，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才可以认定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六)项)的规定，由于李某受到的是单方事故，证明不了在该事故中李某自己是非主要责任，因而认为不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两级两级法院判决也如此认为的。因此，本案的焦点在于应当由哪一方——是原告还是认定工伤的人社部门一方承担该举证责任。其实，我们细读以下国务院规定的《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关于“工伤认定”的规定，在第18条虽然规定了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的材料，包括劳动关系证明材料、工伤认定申请表中要有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原因及伤害程度等材料。但是，在第19条又进一步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这就明确了用人单位对工伤的举证责任，而不能以劳动者一方不能举证而不认定为工伤。在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工伤认定办法》第17条中对此又进一步明确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不能因为劳动者一方提供的证据不足而不认定工伤，只有在用人单位提供证据证明不属于工伤的情形下，才可以不认定为工伤。
具体到本案中，虽然劳动者一方不能举证证明自己在下班途中受到的伤害属于是自己不承担主要责任，但是也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在该事故中就一定承担主要责任。但是，由于“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证明责任是诉讼的脊梁，因此，本案就没有理由认定劳动者受到伤害不是工伤，而是应当由不能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不利后果，即认定劳动者伤害属于工伤。 |
